第二部分 守安息日為聖日
元旦那天，母親開車送我去往新生活。我沒帶多少東西：一打自製桃罐頭、床上用品、一塑料袋衣服。車子沿州際高速公路疾馳而下時，我望著支離破碎的風景，貝爾河山脈連綿起伏的黑色群峰逐漸被稜角分明的落基山脈所取代。大學坐落在瓦薩奇山脈的中心地帶，那裡的白色山巒拔地而起。它們很美，但在我看來，它們的美麗咄咄逼人，令人生畏。
我的公寓位於校園南部一英里處，有一間廚房、一間起居室和三間小卧室。同住的女生——我知道會是女生，因為楊百翰大學的所有公寓都按性別劃分——度聖誕假尚未返回。我從車裡拿出全部家當僅用了幾分鐘。我和母親在廚房局促地站了一會兒，然後她與我擁抱道別，開車離去。
我獨自一人在安靜的公寓里待了三天。不過它並不安靜。沒有一個地方是安靜的。我從未在一座城市裡待過幾個小時，我發現自己無力抵禦不斷襲來的奇怪噪音。人行道信號的吱喳聲，警笛的尖叫聲，氣閘的嘶嘶聲，甚至漫步在人行道上的行人的閑聊聲——每一個聲響都逃不過我的耳朵。我的耳朵，習慣了山間的寂靜，被這些聲音折磨得痛苦不堪。
第一個室友到來時，我正困得要命。她叫香農，在街對面的美容學校上學。她穿著粉色長絨睡褲和白色緊身弔帶背心。我盯著她赤裸的肩膀。我見過這樣穿著的女人——爸爸稱之為「異教徒」——我總是遠離她們，好像她們的不道德行為會傳染似的。現在我的公寓里就有一個。
香農明顯很失望地打量著我，看著我寬鬆的法蘭絨外套和大號男式牛仔褲。「你多大了？」她問。
「我是新生。」我說。我不想承認我只有十七歲，這個年紀應該上高中，剛讀完高二。
香農走到水池邊，我看見她的屁股上印著「多汁」[「多汁」（juicy）在俚語中指女子妖冶性感。]。這超出了我的承受範圍。我退回自己房間，嘟囔著說我要睡覺了。
「好主意，」她說，「禮拜很早。我總是遲到。」
「你也去教堂嗎？」
「當然了，」她說，「你不去嗎？」
「我當然去。但是你，你真的去嗎？」
她盯著我，咬著嘴唇，然後說：「教堂禮拜八點開始。晚安！」
我關上卧室房門，腦子飛快旋轉。她怎麼可能是摩門教徒呢？
爸爸說到處都是異教徒——大多數摩門教徒也是異教徒，只不過他們自己不知道罷了。想到香農的背心和睡褲，我突然間意識到也許楊百翰大學的每個人都是異教徒。
第二天我的另一個室友到了。她叫瑪麗，是大三學生，主修兒童早期教育。她穿著一條碎花及地長裙，與我所期待的摩門教徒的禮拜日穿著一樣。她的衣服對我來說就像某種暗號，暗示她不是一個異教徒，有幾個小時我覺得不那麼孤獨了。
直到那天晚上。瑪麗突然從沙發上站起來說：「明天要上課了，該去買點東西。」她離開了，一個小時後抱著兩大紙袋東西回來了。安息日禁止購物——我在禮拜日從沒買過東西，連一塊口香糖都沒買過——但瑪麗隨意地拿出雞蛋、牛奶和義大利面，拒不承認她放在我們公共冰箱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對上帝律令的公然違背。當她取出一罐健怡可樂——父親曾說這違反了上帝的健康忠告——我又逃回自己的房間。
第二天早上，我錯上了反方向的公交車。等我換了方向到達時，課程差不多結束了。我局促不安地站在後面，直到教授——一個五官精緻的瘦女人——示意我坐到前面唯一一個空座。我坐了下來，感受到每個人投來的目光所形成的壓力。這是門關於莎士比亞的課，我選它是因為我聽說過莎士比亞，覺得這是個好兆頭。但現在我才意識到我對他一無所知。那只是我聽過的一個名字，僅此而已。
下課鈴響了，教授朝我走來。「你不屬於這裡。」她說。
我困惑地盯著她。我當然不屬於這裡，但她是怎麼知道的？我差一點就將整件事坦白交代——我從沒上過學，並未達到高中畢業要求——這時她補充了一句：「這門課是為大四學生開的。」
「還有老年人[原文中的「seniors」兼有「大學四年級學生」和「老年人」之意。]的課？」我說。
她翻翻眼珠，好像我在逗她似的。「這裡是382教室。你應該去110。」
我走了大半個校園才明白過來她的意思，然後查了查我的課程表，第一次注意到課程名稱旁邊還有一組數字。
我去了註冊處，被告知新生課程全部滿員。他們讓我每隔幾小時上網查看一下，如果有人退課，我就可以選。第一周快結束時，我勉強擠進幾門課程，有基礎英語入門、美國歷史、音樂和宗教，但還被困在一門面向大三學生的西方文明藝術課中。
新生英語課由一位不到三十歲的活潑開朗的女老師講授，她一直在講一種叫「論文形式」的東西，並向我們保證，這是我們在高中就已經學過的。
我的下一門課——美國歷史——在一個以先知約瑟夫·史密斯命名的大教室上課。我原以為美國歷史這門課會很容易，因為爸爸給我們講過那些開國元勛——我知道所有關於華盛頓、傑斐遜和麥迪遜的事迹。但是教授對這些人幾乎隻字未提，而是談論「哲學基礎」，以及西塞羅和休謨的作品，這些名字我從未耳聞。
第一堂課上，我們便被告知下節課將進行閱讀測驗。兩天來，我努力從課本密密密麻麻的段落中找尋意義，但「公民人文主義」和「蘇格蘭啟蒙運動」之類的辭彙遍布全書，像黑洞一樣將其他辭彙都吞噬了。我參加了測驗，一個問題都沒答對。
那次失敗讓我忐忑不安。這是第一個可以衡量我是否夠格、我大腦中經由教育得到的知識儲備是否足夠的指標。這次測驗之後，答案似乎很明確：還不夠。意識到這一點，我本該憎恨我的成長環境，但我沒有。我對父親的忠誠與我們之間的距離成正比。在山上，我可以反抗。但在這裡，在這個明亮喧囂的地方，被偽裝成聖人的異教徒包圍著，我堅守著他教導我的每一條真理、每一條教義。醫生是墮落之子。家庭教育是上帝的旨意。
測驗不及格並未削弱我對舊信條的新忠誠，但一堂關於西方藝術的課做到了。
我到達的時候，教室里很明亮，晨間的陽光透過高高的窗戶暖暖地照射進來。我在一個身穿高領衫的女孩旁邊坐下來。她叫凡妮莎。「我們應該坐一起，」她說，「我想全班就咱倆是新生。」
開始上課了，一個小眼睛、尖鼻子的老人關上了百葉窗。他輕按開關，幻燈機的白光照亮了整個房間。照出的圖像是一幅油畫。教授討論了它的構圖、筆觸和歷史。接下來他切換到下一幅畫，一幅又一幅。
然後投影儀展示了一幅奇特的畫面：一個身穿大衣、頭戴褪色帽子的人。他的身後是一堵水泥牆。他手拿一張小紙片舉在面前，但並沒有看著紙片。他在看著我們。
我打開專門為這門課買的圖冊，以便看得更仔細些。這幅圖下面寫著一些斜體字，但我看不懂。有個黑洞般的單詞，就在正中，吞噬了其他的辭彙。我見過別的學生問問題，於是舉起了手。
教授叫了我，我大聲朗讀了那個句子。讀到那個詞時，我停了下來。「我不認識這個單詞，」我說，「請問它是什麼意思？」
一片寂靜。不是突然安靜下來，也不是沒有了噪音，而是徹底的死寂。沒有書頁翻動，也沒有鉛筆劃擦。
教授抿緊了嘴唇。「謝謝你提了那樣一個問題。」說完，他接著講課。
這節課剩下的時間我幾乎一動不敢動。我盯著鞋子，想知道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每當我抬起頭，總會有人盯著我，好像我是個怪胎。我當然是個怪胎，我清楚這一點，但我不明白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下課鈴響起時，凡妮莎將她的筆記本塞進背包。接著她停頓了一下，說：「你不應該拿那個詞開玩笑。它可不是個笑話。」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就走了。
我一直坐在座位上，假裝外套上的拉鏈卡住了，以避免直視別人的眼睛，直到所有人都離開。然後我徑直去了機房，去查「Holocaust」[「Holocaust」專指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展開的大屠殺。]這個詞的意思。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裡讀了多長時間，直到某一刻，我讀了足夠多的內容。我往後一靠，盯著天花板。我想我當時震驚不已，但究竟是為得知可怕的事實而震驚，還是為自己的無知而震驚，我並不確定。我清楚地記得有那麼一刻，我腦海中閃現的不是集中營，不是毒氣坑或毒氣室，而是我母親的臉。一股情緒的波動帶走了我，一種如此強烈、如此陌生的感覺，我不確定那是什麼。它令我想對她大喊，對自己的母親大喊，而那讓我感到害怕。
我在記憶中搜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大屠殺」這個詞並不完全陌生。也許在我們採摘薔薇果或者製作山楂酊劑時，母親曾教過我。我的確有種模糊的概念，知道猶太人很久以前在什麼地方被殺害。但我以為那只是一場小規模的衝突，就像父親經常提到的波士頓慘案。在那次事件中，有六人被殘暴的政府殺害。六百萬猶太人慘遭屠殺，我卻誤以為只有五六個人的規模，這讓人無法接受。
下節課之前我去找凡妮莎，為這個笑話道歉。我沒有解釋，因為我無法解釋。我只是說我很抱歉，以後再也不會這麼做了。為了信守承諾，這個學期剩下的時間裡我再也沒有舉過手。
那個星期六，我坐在書桌前，有一堆作業要做。我必須在當天做完所有作業，因為我不能違反安息日的規定。
上午和下午我都在試圖破解歷史課本，但收效甚微。晚上我試著寫一篇英語課的論文，但我從未寫過論文——除了關於罪惡和懺悔的文章，那些從來沒有人讀過——我不知道怎麼寫。我不知道老師說的「論文形式」是什麼意思。我草草寫了幾個句子，劃掉，又重寫。就這樣反反覆復，直到過了午夜。
我知道應該停下來——這是上帝的時間——但我還沒開始寫音樂理論作業，周一上午七點就該交了。安息日從我醒來開始算起，我找了個理由，繼續寫。
醒來時我發現自己的臉貼在桌子上。房間明亮。我能聽見香農和瑪麗在廚房裡說話。我穿上禮拜日的衣服，我們三人步行去教堂。教堂會眾都是學生，大家都與室友坐在一起，於是我也和室友們坐在同一張長凳上。香農立刻與後面的一個女生聊了起來。我環顧教堂，又一次被那麼多女孩穿著露膝短裙而震驚。
和香農聊天的女孩提議我們那天下午一起去看電影。瑪麗和香農同意了，但我搖了搖頭。星期天我從不看電影。
香農翻了翻白眼，小聲說：「她可是非常虔誠。」
我一直知道父親信仰的是另一個神。孩提時我就意識到，雖然我的家人和我們鎮上的每個人都去同一座教堂，但我們的宗教信仰不一樣。他們信仰謙遜；我們身體力行。他們信仰上帝有治癒之力；我們將傷病交由上帝處理。他們信仰要為基督復臨做準備；我們採取實際行動。從我記事起，我就知道我的家人是我認識的人里僅有的真正的摩門教徒，然而出於某種原因，在這所大學，在這座禮拜堂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鴻溝。現在我明白了：我可以選擇站在我家人的一邊，或者站在異教徒的一邊，非此即彼，此外別無選擇。
禮拜結束了，我們列隊走進主日學校。香農和瑪麗選了前排的座位。她們給我留了一個，但我猶豫了，想到我已破了安息日的規矩。我來這裡還不到一星期，就已經剝奪了上帝的一小時。也許那就是爸爸不讓我來的原因：因為他知道，和他們一起生活，和信仰不那麼堅定的人一起生活，我極有可能會變得和他們一樣。
香農向我招手，她的V領開得很低。我從她身邊走過，把自己縮到一個角落裡，儘可能遠離香農和瑪麗。我對這種熟悉的安排感到高興：我，縮進角落，遠離其他孩子，準確地再現了童年時期我每次在主日學校上課時的情景。這是我來到這個地方以後唯一熟悉的感覺，我喜歡這種感覺。